为戏曲改革奋斗不息的张东川同志
信息来源： 转载自《剧艺审美创新今昔谈》
发布日期：2010-11-19
我国的戏曲改革，是在抗日战争中逐渐形成的。那时，为了宣传抗日组织民众，文艺工作者采用了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、民间文艺形式，创作了大量抗日救亡作品，因此面临着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的实际问题，踏上了继承改革传统文艺的漫漫征途。戏曲改革也就从这时开始，在各抗日根据地蓬勃开展起来。张东川同志，就是这支专业队伍中，奉献了毕生精力且卓有成效者之一。
戏曲舞台艺术极富综合性，它包容诗、文、画、乐、舞、戏诸多艺术因素。因此，戏曲改革家首先应该能判断如何继承发展传统戏曲人民性的精华，怎样删除其封建性的糟粕。而在专业方面仅仅会演唱还不够，既要能创作改编剧本，又要会排戏会导演；在戏改实践中为了总结经验教训，有时还要当理论家、批评家；而更多、更重要的工作，则是组织领导戏曲创作演出团体和从事思想教育工作，具体体现毛泽东同志提出的“百花齐放，推陈出新”方针。东川同志在这些方面都有突出贡献。
东川同志１９１７年生于河北赵县一个教育世家，他的祖父是前清秀才，其父则在家创办私立小学，东川同志毕业于师范学校。１９３７年“七·七”事变后奔赴革命圣地延安。经“陕北公学”学习后，分到延安“西北战地服务团”二团（团长任白戈）。
东川同志因在学生时代已彩唱过《法门寺》、《牧虎关》等京剧净角，在战地服务团期间与王久晨、赵冠琦、龚伟等按传统戏的模式，排演了《清明节》、《教子参军》、《逃难图》（后改名《血泪仇》）等抗日京剧。在抗战一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１７周年时，延安以鲁迅艺术文学院为主，组织排演了三个大戏：话剧《流寇队长》、歌剧《农村曲》、京剧《松花江上》。东川同志被借调来参加京剧《松花江上》的排演，阿甲演渔民领袖赵瑞，李纶、张东川演抗日联军指挥员。这种“旧瓶装新酒”式的京剧，不仅受到党中央和延安各界观众的欢迎，而且是运用传统文艺形式为抗战服务的良好开端，对后来继承发展民族戏曲也是有益的探索。
此后，东川同志被调入“鲁艺实验剧团”，还在戏剧系第四期学习。文学、戏剧、音乐、美术四系扩大为四个部以后，东川同志任戏剧部秘书。这个时期他又参加排演了《松林恨》、《刘家村》、《赵家镇》、《夜袭飞机场》等现代京剧。１９３９年他们在延安北门外成立了“鲁艺旧剧研究班”，当时只有阿甲、李纶、王久晨、任均、方华、石畅、卜三、张东川等八人，研究京剧的改革和发展，堪称延安京剧改革的先行者。同年冬季，毛泽东、周恩来、董必武等领导同志，将出席国民参政会所得车马费两千元，交由党中央拨给“鲁艺”购买戏箱后，他们立即举办了一次京剧传统折子戏的演出，大轴戏是《法门寺》，受到中央领导和机关团体的热烈欢迎。随即于１９４０年初，召集“旧剧研究班”大部分同志（个别人已赴前线），又增加了陈冲、任桂林、王一达、张梦庚、陈怀平、李碧岩、简朴、石天等，在桥儿沟正式成立了“鲁艺平（京）剧团”，团长阿甲、副团长罗合如。此后有计划地招收团员、学员，学习、整理、排演了大量传统剧目：《四进士》、《群英会》、《打渔杀家》、《击鼓骂曹》、《汾河湾》、《玉堂春》、《连环套》等等。
与此同时，他们又从国统区出版的报刊上，选排了两出新编历史故事剧《陆文龙》和《梁红玉》，陶得康演陆文龙，阿甲演王佐，王一达演乳娘；任均演梁红玉，陶得康演韩世忠，两出戏的金兀术都由东川同志扮演。这两出戏的演出比较完整，而且具备了相当的艺术水平。
东川同志于１９４２年，被调入“延安大学”和军委“外国语学校”学了几年俄语，但参加京剧的演出活动一直没有间断。１９４５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，东川同志便随军调往东北，参加了更广泛深入的戏曲改革工作。
到东北后，他调离了中苏友好协会，协助张学思、白希清、舒群、公木筹办东北大学。在哈尔滨，他又被调到“东北文协”任研究部副部长和戏剧委员会副主任，主要任务是研究和改革戏曲。成立“东北平（京）剧工作团”时，东川同志任团长。这个时期，除帮助剧团排演《秦始皇》和《岳飞》这两部大型连台本戏外，他还改编并由新华书店出版了京剧本《红娘子》，又与宋之的同志合著京剧本《九件衣》。这两个剧本得到了广泛的演出，《九件衣》还受到了哈尔滨市政府的奖励。
东北全境解放后，东川同志随东北局到沈阳，正式成立了东北文学艺术界联合会，任秘书长，兼文运部长和《群众文艺》主编。成立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时，他调任艺术处长，兼《戏曲新报》主编、东北戏曲研究院院长，研究院下属京剧团、评剧团和戏曲学校。东北人民政府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后，东川同志任东北文化局副局长。１９５２年他曾率京剧《雁荡山》、评剧《小女婿》等晋京，参加第一届全国戏曲会演，两剧的演出均受到与会者的好评。１９５４年全国各大区撤消时，东川同志奉调到北京，组建中国评剧院，任院长，帮助新凤霞排演《杨三组告状》。后因工作需要，调文化部艺术局任副局长，分管戏曲。
１９５８年，文化部直属演出单位下放北京市，东川同志随调北京市文化局任副局长，兼北京市文联副主席，主管《北京文艺》，在此期间，他签发了吴晗同志的剧本《海瑞罢官》。１９６１年，他调任中国京剧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，曾协助阿甲排演《红灯记》等新编剧目，在１９６４年全国现代京剧会演中、此剧深受好评。但正因为这两出戏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阿甲、张东川一同被多次批斗，残酷迫害，并强行劳动改造了七年多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东川同志先在文化部政策研究室、运动办公室工作，后调回艺术局任副局长，仍分管戏曲。１９７９年，再次调回中国京剧院，任院长兼党委书记直到离休。他曾任中国剧协历届理事、常务理事和全国文联委员，离休后又受聘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理事、文化部振兴京剧指导委员会委员、《中国京剧》杂志顾问。
东川同志虽然长期担任领导职务，但仍经常参与编导工作，并有见解独到的著述，发表于《东北日报》、《人民日报》、《北京日报》和各戏剧专业报刊。如他在东北大区会演时所作的总结报告《进一步提高艺术创作和演出质量》，《慎重地对待戏曲艺术的创作和修改工作》；他率领上海越剧院的《西厢记》、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出国访问归来所作《从越剧在国外演出中所体会的若干问题》，以及《谈藏剧》和《〈恩仇恋〉导演散记》等等，都颇多真知灼见。１９９５年，辽宁人民出版社已辑集出版了《张东川剧本评论选集》，张庚同志在为此书所作《序》文中说得好：“东川同志也是把毕生的精力献给戏改的人。他所做的工作，从他这本集子中可以见出一个轮廓。当然，这些文字还不能充分表达他工作的艰辛和成绩，但我们从中完全可以看出个大概来。从某方面说，他的这本书是戏改工作的部分历史记录，我看是不错的。”
原载《老年文化》２００３年第１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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