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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中国文史出版社】杜近芳:我与《红色娘子军》

信息来源: 院办 发布日期:2018-04-12

我与《红色娘子军》

杜近芳口述   张正贵整理


  1963 年,何金海老师带我去三座门看电影《红色娘子军》,白天看完了,我非常激动,我说晚上再看,哪看都成,站着看都成。我跟何老师说,“咱们要排这戏多好!”何老师说,“你别跟别人说去,内定了!”我赶忙问,“都谁呀?”“你的琼花,李少春老师的洪常青,袁世海老师南霸天。”我说,“叶老师呢?”何老师说,“叶老师说了,戴着金丝眼镜,拿象牙烟嘴,一要跟葛存壮学习,二要跟葛老赛一赛,南霸天是草包,这师爷脑子里头可不简单。”

  咱们详细讲讲《红色娘子军》创排的具体情况。比方说洪常青这个角色的设计者是李少春。李少春身体欠佳的时候,就是李金泉帮着他进行设计。给吴清华设计唱腔的是张君秋先生。

  当时,为了排好这个戏,李少春、李金泉、张君秋、阎肃等我们这一组都不回家,都住在军艺那。阎肃特别逗,因为每天三班的创作,天气又特别热,所以热得不行了,阎肃就穿游泳衣跑到游泳池里纳凉去了。很少看他休息,不是拿笔就是在那看书,要不然就是写东西。他平常不大说话,人非常谦虚。经常是写好的词就分给大家去看,大家看完之后,他就到我们创作组来,然后对大伙说,我写这本子,你们看看,这成不成?当时,他是创作组的负责人,他非常尊重京剧艺术的特殊规律,愿意倾听大家的意见,参考吸收大家的好意见,再进一步修改文学剧本。有时候唱腔组和身段组的同志意见不一,他能把这些个好的意见综合在一起,很好地吸收和调和。我记得阎肃在创作《红色娘子军》时,他在剧本上经常问我一句话,“你唱得舒服不舒服?”经常问张君秋老师,“你设计唱腔困难不困难?”哪不合适了,随时就能更正修改。所以,这种创作的态度和合作的精神,能不创作出成功的作品吗?为什么《红色娘子军》那么快就排出来了?就因为我们生活在一块,心想在一块,创作的意念在一块。因为大家伙在一块都没有隔阂,所以这戏很快就出来了,然后进行彩排。彩排的时候,请各样板团来审查,然后进一步修改提高。从1970 年开始,到1973 年就拍了电影。

  阎肃说,我是先有的生活,才有的戏。我们都觉得阎肃在生活的体验上是很深的。所以演现代戏没有生活的体验和积累就是闭门造车,是不行的。你不到生活中去感受体验,你脑子是空的。

  我要体会“娘子军”的战斗生活,我就必须要下部队去体验军营的生活。因此,我上杨村小部队,下连队去体验,还必须练打靶。连队小战士都是从农村来的,做那饭就做四成熟,我就跟他们吃一样的饭。到了礼拜天,分别是上午10点吃饭和下午4点吃饭,饿得难受,就得忍着。那时候,每天像军人一样出操训练,我吃的多着呢,不像女同志的饭量。你不能想象我那时候,吃着一大碗的顶着鼻子的白米和小米饭,边吃边拿一碗水,一边吃一边喝。有时候这礼拜改善一下,吃一回炸油条,下礼拜吃一回油饼。

  我还打过手枪,打过和没打过是两回事,这在舞台上是能体现出来的。在杨村时,我打的是步枪,每天一大早打靶,趴了一个多月,连那边都打不着,打枪不那么简单。后来老觉得肚子老凉的,就是在那趴的,也顾不得。在《红色娘子军》中,吴清华拿的是“老三八式”的步枪,如果我要没有下部队,这枪你拿都不会拿,是不是?更不要说各种举枪、瞄准等的动作。因为一般咱们拿枪,一个是冲上,一个是冲地,这样走火不容易出事。

  我在《红色娘子军》中,刚开始演的时候拿枪横着就出来了,这个懂的人就知道这是没打过仗的。等到我后来经过军队的体验和训练之后的吴清华再拿枪,朝天朝地,就是标准的姿势。所以演现代戏,必须要体验生活,你没有生活到台上就露馅。

  我们排出《红色娘子军》之后才去的海南岛体验生活。吴清华是一个童养媳,她是在海南岛上生活得很苦的一个女孩子,睡牛棚,盖的是草席。我上了海南岛之后,才知道什么叫睡牛棚,盖草席。我一看现场那环境,我内在的情感就深了许多。演这戏,如果觉得我美我媚,那你绝演不好这戏。所以我后来唱的时候,自己也感到越唱越有味。那时候张君秋老师给编唱腔,我们两人晚上就坐那院子里,《红色娘子军》的唱腔就是这样一夜一夜地搞出来的。我和张老师一块研究,我们一块分析阎肃给我们讲的唱词的内容,和我们的唱腔一对照,内容和形式绝对是统一的。

  这出戏的合作者们都为了艺术非常的坚韧和拼命,比如,洪常青的扮演者冯志孝。他是唱老生的,是作为青年培养对象来到一团的,拜了马连良先生。他是有基本功的,但是主要是唱工和做工老生戏,但在这出戏上也是脱了层皮,很拼命地在完成,超越了老生行当。为什么呢?给他设计了高难度的动作,你想想他一唱老生的,让他打飞脚上桌子,不是从桌上打飞脚往下,是从下打飞脚跳桌上,对于一个武生演员来说,也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所以,冯志孝得了肝炎,就是这出戏给累出来的。我记得,当时剧组一起出发,都坐大汽车,所有人都上了汽车,唯独不见冯志孝,一看他上不去,腿都迈不动,就坐在那个上车的台阶上,他跟司机说,“你关门吧。”然后,他嘴里边就开始吐白沫子了……所以,我们这些人为了艺术都是拼了命了,我们是带着这种情绪把这电影拍好的。


  内容选自《难忘的记忆:国家京剧院老艺术家口述》,中国文史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,责任编辑王文运、梁洁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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